心灵的日出

其实我也与你一样

经济安全问题难以避免？

编者按：本文对经济安全问题的严重性是有所认知的，中国经济安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就是本文所不得不承认的“以前从未遇到过的”。然而另一个结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却论证不严密，或者说无法论证成功，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出现严重的经济安全问题，起码属于受错误思潮误导下的政策失误，更不排除某些人充当汉奸卖国、充当经济杀手的可能。只有追究相关责任，清除那些制定错误政策的主导者，经济安全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如按照本文论调实践，认定这些问题“难以避免”，更严重的灾难性的经济安全问题将在未来“难以避免”；不追究相关责任，亡国也“难以避免”。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经济安全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也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近期高层对当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总体判断。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认为，从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水平逐渐提高。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都还较弱，面对国际经济竞争、国际市场波动、国际金融风险、国际资源争夺、贸易保护主义等，如何把握发展机遇并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格外值得关注。

　　金融领域安全压力巨大

　　中央要求建成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同时要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是因为金融安全是当前经济安全的核心，现代金融运作，已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各类经济主体相互联系的中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近年来，所有国家发生的比较大的经济危机，几乎都是首先从金融危机开始的。”

　　“金融开放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国际经济金融化程度也在加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所研究员陈凤英对本刊记者说，“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已经达到190万亿美元，而全球的GDP总额才48.2万亿美元，经济金融化程度已经达到395%。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风险性自然也在增加。”

　　陈凤英说，各国金融运作的相互联系愈加密切，相互影响也更加凸显，一旦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很容易通过“链条效应”在全球范围迅速扩散，影响到各国的金融安全。例如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至今波及全球，导致全球股市大幅震荡。目前危机依然没有结束，国际金融市场尚处于草木皆兵之中。

　　另一方面，外资参股控股内资金融机构的状况也在加剧。

　　“虽然很多境外金融机构名义上是参股，但实际上有的已经控股了。”江涌的话里透着担心。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改革研究所研究员高梁则明确地指出，至2006年9月，国内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67家，包括16家银行、4家信托公司、19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和4家汽车金融公司。外资金融投资者的兴趣涵盖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所有领域。他指出，外资大批进入国内金融机构，在对金融体制改革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风险，包括外资控制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加大、财富外流、中资银行优质客户和核心业务的流失等。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外资金融机构的涌入。据统计，截至2007年5月末，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9896亿元，比2001年末增长1.62倍，入世5年的资产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9.71%。高梁谈到，历史上，一些国家盲目过度开放金融市场已经带来了沉痛教训，因此，在国内尚缺乏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本国金融业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应避免盲目、过度地开放本国金融市场。

　　战略性资源安全体系需强化

　　我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虽然在总量上相当可观，但人均占有量却严重不足，石油、铁、铜、铝等重要战略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42%、18%和7.3%。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许多重要资源的需求与国内供给出现大的缺口，进一步增大了进口的依赖程度。

　　以石油为例，近年来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006年能源蓝皮书已经预言，201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0%，而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将达到55%。

　　除了石油，其他战略性资源的状况也不乐观。有资料显示，我国45种主要矿产品到2010年能够满足国内需要的仅为23种。其中铁矿石、铜和铝的对外依赖度均超过50%。进口大量的战略性资源，需要长距离的海上运输及其护卫。这不仅将面临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可能引发的商业风险，而且将面临潜在的政治和安全风险。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的“资源环境安全系数”（主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由土地、水、矿产、生态环境等要素构成）在1.73左右，在全世界10个人口过亿的大国中排倒数第二，接近完全不安全国家之列。

　　外资并购之风的风险

　　“外资近年来进入中国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独资增加，并购明显上升，尤其敏感行业和敏感企业的并购案例增多。”陈凤英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将并购对象定位于中国一些行业的重点企业，有的甚至是整个行业的龙头老大。国家主管部门在题为“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近年来，跨国公司正在利用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扩大垄断地位。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品牌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品牌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表明，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被外资控制，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高梁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按国际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通常为20%，一般行业为30%，少数竞争性行业为50%），衡量当前外资对我产业市场的控制率，则亮起红灯的行业已经很多。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前，以并购形式进入国内的外资只占直接投资的5%，2004年这一比例快速上升为11%，2005年以后接近20%。而随着我国市场准入条件放宽，产业结构加速升级以及开放领域的进一步扩大，众多跨国公司开始将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中国市场，多种预测判断，外资并购的大潮才刚刚开始。

　　信息安全不容忽视

　　“除了平时经常讨论的投资、贸易、能源等问题，信息安全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江涌提醒说，“信息安全是一种无形的安全，但其影响却往往比有形的安全更大，却又经常被人们所忽视。像咨询、评级、审计等行业的高端市场实际上都已经被外资垄断。”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知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安永），外加安达信，陆续获准在华设立合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屡屡被曝光会计丑闻，如银广厦、郑百文、蓝田股份等案，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文，要求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一些银行也发布了类似规定。借助这些优惠政策，“四大”在华业务排名迅速升至前四名。

　　这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几乎垄断了我国海外上市企业的审计业务，而这些企业有的又往往处于我国的关键行业，如能源、金融等。专家认为，通过审计、评级等业务，外国机构可以获取到关键行业几乎一切重要信息。如我国能源规划的战略布置、国有银行过去不宜披露的资金用途，等等。现在，大量的国家重要经济信息和商业信息已处于开放状态，带来的国家经济安全隐患令人担忧。

　　有效化解不利因素

　　“虽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我国经济安全的保障度在上升。”陈凤英提到了衡量经济安全的四个标准，“一是一国的生存力和竞争力，我们原来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更不用说竞争力了，而现在我们生存力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竞争力也在不断提高；第二个标准是，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现在看来我们化解金融风险和能源危机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第三个标准是，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控制力，资料表明，除了上世纪90年代稍有波动以外，我们一直都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明显增强；第四个标准是，能不能保持或创造一种对我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而现在我们的外交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经济外交’和‘能源外交’都十分成功。”

　　当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观点。江涌认为，开放是历史趋势，但由于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西方国家制订并主导的，而我们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中又过多地遵循了这样一种秩序，因此我们有时显得比较被动。“特别是在遇到问题时我们往往应对乏术，从而产生危机的风险比较大”。

　　共识则是明确的：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也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用江涌的话说，“我们发展的速度这么快，西方没有料到，我们自己也没有料到。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做好战略和技术准备。”

　　来自高层的声音是，国际环境中对我有利的因素是在不断增加的；同时，风险和挑战还是很多的，有的甚至是很严峻的。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应对风险挑战中把握发展机遇，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只有在又好又快的发展中，我们的经济安全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秦晖　　
　　　　
　　　　编者按：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因此，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当时的社会基础空前广大，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
　　　　
　　　　■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
　　　　
　　　　■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
　　
　　　　“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上篇】　　
　　
　　　　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94　Book　of　the　Year，Chicago：EB　Inc.，p.607；1997　Book　of　the　Year，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中篇】　　
　　
　　　　“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
　　　　
　　　　改革的“凯歌行进”与矛盾的积累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Laszlo　Csab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China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Communist　Economi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8：1(1996)，pp.53－65)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5－1978年：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科层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尝试，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同时在国门打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刺激了国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流行的旧式政治经济学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甚至连促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就这样在农村因素、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1984－1989年：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即所谓“政企分开”。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投资上的“拨改贷”、流通上的“双轨制”与经营上的承包制，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出现第二波：乡镇企业兴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拾遗补缺三不争”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也开始由“离土”而“离乡”，“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身份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题。而导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样，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的第一阶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负帕累托”实现相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这样无论在效率还是公平方面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已经近于尾声。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阶段”起步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科学化”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中国这个“命令经济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状态下，“是否分家”的争论逐渐淡出，而“如何分家”的争论则被压制，于是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这里应该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在我们这里，“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
　　
　　　　不过无论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确是“中国奇迹”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渐进”“激进”情况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转轨时期在她们那里常见的景观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19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下篇】　　
　　
　　　　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资本内逃”与“三顺差”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还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有数字为证：“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21738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11／13301925575.shtml　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海关总署：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622亿美元》，《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不仅外贸依存度(外贸额与GDP之比)已经很高，外贸顺差率(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也已高达12.1％，而战后时代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全球第一时间最长(长达21年)的德国，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这个水平。(1988年为12.7％，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16页)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天然顺差国”外，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这种情况很少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入世前我国的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并为此忧心忡忡。但入世后这些年情况完全倒转：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著高于双顺差总额。许多人认为这是国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另一种担心。然而，我觉得“热钱”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资本流入额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资本未必都是热钱。事实上，“热钱”冷钱都是资本，都寻求赢利最大化，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如果“热钱”流入后一直不撤走(由于人民币升值与资本涨价两大预期持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寻求长期投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资争相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高了进入的门槛，并不是只要并非热钱就都欢迎。于是在国际资本过剩、理想投资场所不足而中国又有下文将述及的诸多引资“优势”的情况下，即便长期投资者也可能“前门进不来进后门”，从而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额中高于双顺差之和的那些“误差和遗漏”项。如果说这也是资本的一种“逃”术，那就不是中国资本“外逃”，而是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内逃”中国了。
　　
　　　　中国资本“外逃”意味着腐败与非法聚敛，外国热钱流入则意味着金融风险，这两种问题今天无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者也踊跃到了“前门进不来进后门”的程度，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投资乐园。这些并非纯投机的资本不是“恶意炒家”，(当然是在“恶意收购”这类语词的意义上。资本进来不是为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购”也是为了赚钱，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确实想在中国长期赚钱的。他们如此看好中国，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当然是积极现象，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确有显著成果。而在整个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双顺差总额的平衡账上，从入世前大量资本“外逃”造成赤字“遗漏”，到如今更多的资本“内逃”带来反向的巨额黑字“遗漏”，在入世前中国已经存在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基础上，入世后又出现了“三顺差”(国际收支总平衡账的“误差与遗漏”项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资本输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统计口径说的那样“仅次于美国”，而是不亚于美国。于是，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当然，这只是在经济增长(或者说GDP增长)这个角度看。　　
　　　　
　　　　“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
　　
　　　　随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胀，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继续变革。2001年以来，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的愿望。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但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限制词(“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垄断与特权仍然严重外，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劳工权利、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发展、环保限制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而李嘉诚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福利社会”之余似乎并不担心民主的阙如会妨碍市场利好。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但这过渡期并不长，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无疑，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尺蠖效应”与改革的调整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于是客观上的“尺蠖效应”的进一步突出，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国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北京普蓝诺财经顾问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来得恰到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既发了“国有化”的财，也发了“私有化”的财，你说这是“左”还是“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尺蠖效应”：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显然，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政策趋左会增加人民福利，趋右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第三种可能”有利于中国人吗？　　
　　　　
　　　　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R.W.Fogel，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Little　Brown，1974)经济学家多马也讲过，东欧的二度农奴化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E.D.Domar，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a　Hypothesis.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0(1)，March.1970.)东欧很多国家大概在13、14世纪农奴制度就已经解体了，但是那个时候普遍是小农。16、17世纪由于商品性农业崛起，很多人发现农奴制大庄园又有了它的活力，因为它比自给自足的小农更能提供商品粮。当然也许自由的大农场也可以，但要让小农自由兼并成大农场那慢死了，不如把他们重新农奴化。而且在二度农奴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确实一度变得相当有竞争力，包括波兰、俄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于是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
　　
　　　　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就像“慈禧餐桌上最远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国的这一套，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谁能学得了？
　　
　　　　现在外资和中资在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这种现象，比如我们的传媒多次出现这样的标题“中资海外投资遭遇工会陷阱”。(朱晓雪、王嘉徵：《首钢：秘鲁的血色黄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总第102期；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其外部效应就是：中国的“竞争力”现在大有扫平全球工会、逆转劳资关系、压低百年福利之势：一方面“低人权优势”下的廉价品大输出，一方面“无工会经济”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他们的工人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的体制日子就会好过到哪里去。在中国的“优势”下，自由竞争也面临很多问题，以至于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在那里重竖贸易壁垒。
　　
　　　　但是，这样的“优势”对我们国内也造成严重问题，以至于“顺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讨好：中国人抱怨西方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们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这个过程虽然造成了GDP和各种经济指标的大提高，但是中国广大的公众从这个过程中到底能获得多少利益，这是值得考虑的。
　　
　　　　由于目前这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导致工会萎靡、福利倒退，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强烈抨击是不难理解的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首先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其次也取决于政治体制：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的确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过剩、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本应相反：本来在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缩，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如果我们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至于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某些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更不用说垄断部门以权谋利)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劳工权益与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资本相对于劳动既更为稀缺，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会农会又没有。所以我国如果真的有所谓左派的话，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样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希望堵住全球化来维持工农的谈判地位，而是乐见市场全球化但不满足于此，还要通过“人权全球化”，即在人权方面(对于左派来说尤其是社会民主、劳工权利、福利保障等“经济社会权利”)“与国际接轨”，来争取工农的谈判地位。
　　
　　　　而在这种努力尚未结果时，面对中国的竞争力，国外经济学界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但我怀疑，这种现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现在所谓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所谓中国产品安全性问题，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涉及。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真正的症结既不在于汇率，也不在于所谓的安全性问题。最后人们就会发现，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上。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个作用，就是把中国的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这里讲的稀释不是消解，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消解，但是通过吸纳全世界的资本、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们的就业率，的确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稳定。但是这种效应实际上是把一百多年以来其他国家形成的劳资关系格局、各个利益集团形成的均衡给打破了，因此他们的问题就多起来，而且左派、右派都没有什么办法。　　
　　　　
　　　　对“中国经验”望洋兴叹　　
　　　　
　　　　例如，虽然从改革以前我们就喜欢拿印度来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过去印度人其实很看不起中国，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国经济加速、真正明显地超过了印度的情况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为然。但在近几年的“全球化”中，尽管印度自己的经济也明显加速，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许多印度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羡慕乃至“嫉妒”与焦虑。2004年印度塔塔财团就派人来华，想向中国转移资本，把汽车生产线搬到中国，以躲避他们那里难惹的工会。只因外资争相涌入下我们已经看不上印度，才没谈成。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现了比赛学中国、但却都碰了壁的奇观：先是右派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声称要“15年赶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强制拆迁就碰到了力量强大的“刁民”而遭铩羽。然后左派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学中国搞经济特区，结果一上马又碰到组织能力强大的农民，陷入“农会赶走圈地客”的尴尬。面对“中国经验”，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只能望洋兴叹，而对我们的学者而言则多了个民主制增加“交易成本”的“恶例”。
　　
　　　　即便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于是一些“英雄”开始冒头：西方的传统政治格局本是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一般来讲右派主张小权力政府，左派主张大责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向中国看齐”(当然未必是自觉的)的苗头，开始出现了一些政治家，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的权力要扩大，另一方面强调政府的责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国大选出来的萨科奇，你很难说他是传统的右派还是传统的左派。你讲他是传统右派，他却是主张大(权力)政府的，萨科奇有处置2005年移民骚乱的背景，很多法国人都说他是主张警察治国，主张收缩自由的。但同时他又对法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深恶痛绝，要削减福利，因此他当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张削减福利的人都是主张进一步扩大自由的。主张限制自由(至少在经济方面)的人又要求扩大福利。现在出现一个既主张削减自由也主张削减福利的人，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应该说是个新趋势。
　　
　　　　当然与我们相比，他们还差得远。在法国自由与福利也许真的都太过分了，萨科齐的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也许是合理的，我并不认为萨科齐的出现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在走向“中国化”。但这种苗头、或者说这种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国真的“中国化”我们中国人就会高兴吗？要知道体制上“中国化”与利益上“亲中国”完全是两回事。今天在国际政治上萨科齐更是与其说“亲中国”不如说亲美。但如前所说，中国体制的诱惑不同于中国国力的“威胁”，体制的影响不同于国际政治的亲疏，当年中苏两大命令经济国家势同水火、毛泽东甚至希望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国际政治上的反华派，就不会羡慕那种自由与福利都“双低”的“优势”吗？就不会想学了这种优势后力量壮大、再更起劲地“反华”吗？当年国人有曰：“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别人就不想“师华长技(如果那也叫‘长技’)以制华”？
　　
　　　　但统治者再羡慕，只要宪政民主还存在，他们就学不了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这种在我们“双低”优势面前的被动状态。这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的现象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的原因，但问题当然不在于别人的批评，我们自己能够一直接受这种状态吗？
　　
　　　　因此在30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由于缺乏宪政机制，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资本权力挑战中国和谐社会

郑永年
 
     在过去的2007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好像一头脱缰的野马。一方面是房地产、农产品价格和股票市场的激荡变化，另一方面是政府似乎没有有效的举措来应付这些化。这里释放出来的既有积极的信息，也有负面的信息。

　　从积极面看，经过了将近3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已经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再能够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干预国家的经济活动。从负面看，中国的市场力量不受一切约束，政府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方式来规范市场经济。

　　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正义和政治稳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种权力处于一个均衡状态：即经济或者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

　　这三种权力内部各自存在着巨大的变迁动力，都会随时打破现存的均衡状态。一旦均衡状态被打破，各种权力内部及其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要重新加以调整，从而达到新的均衡状态。

资本时代，资本就是一切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权力一直主导中国，政治和社会权力处于从属地位。因为要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果说从改革开放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还在努力探索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希望在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从而是社会权力）之间达到均衡，那么在1989年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后，中国正式进入一个“资本的时代”，就是说资本的绝对主导地位得到完全的确立。

　　在“资本的时代”，资本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资本。政治权力的最高目标是推动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政府本身兼任资本的角色，就是学界所说的公司类型政府的确立。在这里，政府本身就是企业，就是资本的主体。

　　其二，政府为资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最明显的就表现在“亲商”政府的确立。几乎是全国各地，引进外资成为各级政府官员的首要任务。

　　其三，是否为资本提供有效服务成为衡量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政治指标。主要表现在GDP主义的形成，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因为政治权力的全力支持，资本如虎添翼，所向披靡。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短短的十多年里，中国从一个资本奇缺的经济体急剧地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经济体。外资的大量倾入和本土资本的扩张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

　　到今天，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去，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态势。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其对这么短时间里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外在影响力，也为历史所少见。

农民权利再次被剥夺

　　那么社会权力呢？社会权力处于三种权力的最低端，成为了当然的牺牲品。因为政治权力站在资本这一边，人民的土地经常被剥夺，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廉价土地和劳工力对资本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尽管这种吸引力有市场的因素（尤其在发展的早期），但这里更有政治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压低了地价和劳动力价格。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主导工业化，农民成为被剥夺者。但在这个资本主导的时代，农民再一次被剥夺。

　　当然这一次是“自愿”被剥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奔走于全国各地，为资本贡献着自己的一切，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毫无保障。在资本面前，他们是劳力；在城市居民面前，他们是二等公民。

　　当然，三种权力的失衡也破坏了任何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公共物品。环境就是其中之一。当资本和政治权力走在一起的时候，环境也显得软弱无力。

　　尽管中国的环保问题已经异常的严峻，但除了一些官员和社会群体微弱的呼唤之外，没有出现有效的力量来制衡资本的力量。

　　但是，当资本过于霸道的时候，政治权力本身也必然成为牺牲品。在同资本的有机关系中，获得利益的与其说是总体政治，倒不如说是个体官员。

　　个体官员显然是赢家，他们在和资本的密切合作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国家的总体政治则不然。一个政权光有资本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得到社会的支持。

　　政治和资本的密切关系甚至一体化已经导致了无穷尽的腐败。一些学者已经看到，中国的精英们（包括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一次又一次通过各种不同方法、结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来剥夺无权状态的社会大多数，实现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

　　这就是发展越快，收入差异越大的根本原因。这些精英集团操控着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能够轻易实现财富的转移。

须要规范资本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在资本权力毫无节制的情况下，政治和社会权力已经失去了驾驭和管制资本的能力。一方面是资本渗透政治权力，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操纵政府政策的决定和实施。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官员和资本的紧密关系，很难下大决心来节制资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资本主导下的寡头经济，甚至寡头政治。

　　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一直没有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每当中央政府出台宏观调控举措，就必然遭到资本权力的抵制甚至挑战。

　　资本霸道的情况甚至也并不符合资本的长远利益。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本土资本，如果依赖于廉价土地和劳动力，通过政治权力而得到的垄断地位，来维持高额利润的情况不可持续。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本身就不会有很大的动力来创新，通过创新提高竞争能力。

　　这一点已经很清楚。近年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急增，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往往依靠数量而非质量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的失衡。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意味着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党内民主就是要节制政治权力。

　　社会民主在提高社会权力的同时构成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但是，如何节制资本的权力呢？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一个大思路。

　　这方面中国可从俄罗斯学到一些经验。俄罗斯在耶尔辛时代形成经济和政治寡头。到普京时代，通过大力整治经济寡头，不仅巩固了政府的政治权力，而且更使得俄罗斯走上了健康的经济发展道路。普京之所以能够整治寡头，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民主）的结合是关键。

　　但同样的重要的是要对节制资本有个科学的理解。节制资本并非不要资本，消灭资本。这个沉痛的教训中国本身已经经历过。节制资本就是要规范资本的行为。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就是说，法律制度和其他政府法规必须有能力来规范资本的行为。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一个原始的阶段，资本还是毫无节制。

　　从资本时代转型到三种权力均衡状态，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发展要持续，社会要和谐，这条路不得不走。

花荣博客问答随想录

天涯高喊：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大家撤，我掩护！

 花荣 于2008/01/16 23:39:18 回复到:

天涯是股市中的谷子地，战斗技术还是有的。

（花总是天涯的知音呀！）

天涯明月

今天天涯真幸运!电视上又看到花总慈祥的形象;留言区又得知花总是乒坛高手;我游泳是大学校队,乒乓球是自学成材的.乒乓球水平自己估计应该可以赢花总的!什么时候花总组织一下大家娱乐娱乐.天涯计划下周三前全部清仓(看中大走势)感觉江浙游资似乎在黄金期货上大败了,所以连中大这样的股票都无法拉升!当然这只是天涯的个人判断,3天内可以见分晓了!3天内我也是顺势而为!另外,您的人生赌注股我已经知道起码2个股了.

 花荣于2008/01/21 10:20:37 回复到:

除了创业板外，今年还会有两个。去年的十大梦股是很厉害的，即使第十名金岭矿业也是从9元涨到50元附近。去年是金，今年是水，去年男的赚钱，今年女的赚钱，要多送鲜花。

中大上午平开,开盘天涯就把剩余的10手704全部清了,没有卖到高位;都来发在28.76出了90%以上;留了几手.掌门人还是当不了,要永远跟着花总打天下.

 花荣于2008/01/21 14:25:59 回复到:

这两个股票做的是不错的.

 （确实自己现在也佩服自己，怎么会有那个灵感？真的是最近老花说的女儿的“帮父运”开始启动了）

天涯：2008-01-22 22:11:13

由于美国股市大涨(降息75个基点),所以明天大盘高开高走,不要悲惨了.天涯买的安全套虽然套住了,不过我认为安全极了.只是天涯第一次没有按自己的步骤行动,套了很深,唉,战斗英雄被困在283高地上,等待花总主力部队支援了.真丢脸.

 花荣于2008/01/23 21:45:41 回复到:

今天就从地上捡起来了。

（应该接受教训却没有接受，后面又出现一次，不过这次还是赚钱了，有人一直在天涯博客里说是他救了俺，东北口音，哈哈，是韩军的部队？那真救对了我呀，我母亲也是韩家的）

冬o风行2008-01-22 10:22:42

天涯.提个建议.都是战友别介意,,
你敢在昨天的大盘环境下买进283.是很冒险的,做股票要有战略战术.我想,你敢买是因为对小花哥的信任.可这样容易形成依赖..对你的进步不利.在大盘真正见顶时极其危险.希望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这些话如果冒犯了你.请海涵!

（很好的，大家互相提醒才好，冬O风行不错，今后要要及时提醒他）

天涯：在,呵呵.是花总这边风水好.有什么事蝈蝈?

 花荣于2008/01/23 22:01:57 回复到:

这边风水好

天涯明月

国家政策面不允许股市大跌的,所以从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下跌,昨天再跌已经2天了.今天再跌国家会出政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管理层这么快就表示态度了.晓军看太空了,今年下到3300点可能就是底部了.记得老花最早说600030到70就是底部,天涯曾经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说过601857到23元基本就是底部(阶段性).现在都到了,应该有个行情.天涯看老花也有点不自信了.呵呵,自己投进去真金白银,又担负着广大花蜜的殷切期望,压力大了.

花荣 于2008/02/14 11:34:38 回复到:

没有说600030到70就是底部，而是说最低要跌到70。

（有点不懂，不过600030真跌到70以下没有想到！601857跌到21-23元倒是很早预测到，自己博客里的12月12号就猜可能会到21-23！现在600030到60多，市赢率不足20，601857也到22，应该可以投资买入，所以今天分析应该可以大胆做下期货概念股的多头！下午2点10分开始在花荣博客开始鼓动大家买股，自己也买进都来发。收盘居然涨停！没有想到。）

天涯明月

2008-02-13 15:59:15

老花：论文还没有评审好呀？明天天涯准备跟着您战斗了，看它2021高地还敢继续沦陷下去！今天进了1/10仓位，未盘不行就不敢动了。赶快指导下花蜜们呀！大家等着您批改作业，评审文章就没有关系了。不知道天涯的文章有没有获奖？天涯还是很期待的。

花荣 于2008/02/13 20:13:12 回复到:

正在看，周末公布。

（没有得到奖励，真失望，这么好的文章呀！）

天涯明月

2008-02-14 00:11:17

经过研究,为解救2021高地的同志们,谷子地准备明天布置精锐部队继续攻击都来发高地,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明天割肉极可能就是真地板!创投炒了,期货概念会无动于衷?天涯明天准备起码派遣1/3部队进驻都来发!后天2/3部队进去!

花荣 于2008/02/14 11:42:14 回复到:

创投炒了,期货概念会无动于衷?

天涯明月：2008-02-14 11:58:44

花总好!看到您给大伙批改作业,大家心就安定了.今天天涯跟内人在一起,过<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孟亭葳的歌),估计老花也一样吧.哈哈,老花不花.天涯博客收录了一些歌,不少博友说挺好听的,欢迎光临.

花荣 于2008/02/14 12:14:05 回复到:

那我听一下。

（老花其实没有改变，歌都是老歌，应当与时具进了！）

天涯明月

天涯的文章说过:128就是明月的女朋友,所以今天与128共渡情人节了.

花荣 于2008/02/14 18:56:24 回复到:

你会给她送花吗？会为他花钱吗？

（呵呵，赚钱了什么都好办）

股神多多

2008-02-16 22:02:41

    股指期货是投资者的双刃剑，我闻到了它的血腥气味     
股指期货无疑是投资者的双刃剑，建议中小投资者最好半年之内不要参与。
   http://blog.sina.com.cn/zhuzhibin

花荣 于2008/02/16 22:27:45 回复到:

股指期货是高手的天堂，是庸手的坟墓！

（看了老花以上答复天涯有不同意见，再高明的操盘手做期货，也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

天涯明月

2008-02-16 23:03:30

更正老花的话:期货是有背景者的天堂;是一般投资者的坟墓!天才也会在股指期货里走麦城.老花对吗?

花荣 于2008/02/16 23:36:33 回复到:

对！但期货也是穷人改变命运的场所，美国的百万富翁诞生最多的行业有两个，一个是IT创业，另一个就是期货幸运儿。

（天涯可是200万在7000点做空股指期货，在8012点被击穿的；现在5000点了，本来应该赚500万。可见这期货风险多大，看对了也倾家荡产，假如真满仓赌期货的话，所以，一定安全第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不忘暴利，追求稳利）

 天涯明月

2008-02-16 23:13:48

天涯其实满在乎获奖与否的.没有获奖看来是文不对题,没有把握老花的命题立意.继续努力吧!另外,初步完成了天涯的<立于不败之地的2008散户股市战术>,敬请老花和众博客指导.老花的歌更新了,好听!

花荣 于2008/02/16 23:38:15 回复到:

歌准备继续更新，主要是想找好听又没有满大街唱的，像南方二重唱的那种。

（老花的歌体现了时代的特点，80年代的流行歌）

 花荣 于2008/02/18 19:32:14 回复到:

花老大，中捷我买高了。15.3买的，13补了，成本14.9 前天14.15补了一批，半仓中捷，仓位太重。今天卖掉1／4仓中捷。剩1／4仓位，等赚钱。不知操作是否正确，请指点。
中捷应该卖在15元以上，卖在15.3元以上的概率也很大，严格讲这类股票只要采用折中交易法，不应该赔钱。除非指数期货题材已经过去，看到很多人用错误的方法消费，很着急，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

（不用功的朋友没有注意，不过现在又不同了。要及时改变作战方案，不能老一套办法。所以孙子兵法大家应该学好！）

天涯明月

2008-02-18 17:18:55

而且花旅花驴，绝对不如花帅好！

 花荣 于2008/02/18 19:37:41 回复到:

我想当花帅，但是现在资历还不够。

 天涯明月

2008-02-18 17:17:08

老花，您的水平超过教授吧！正高级别的工资是超过师长的，更何况您应该是专家级别，起码也是集团军司令级。所以不能妄自菲薄的，您当旅长明月不是只能当连长了？起码我也指挥百万大军，自以为可独当一面，我是方面军军长，你就是元帅！花蜜们是不是？

 花荣 于2008/02/18 19:39:46 回复到:

一万钱是一个兵，120万是一个连，3000万是一个团，一个军要10个亿呢。

（唉，天涯水平，老花认为可以当什么长？谷子地好象只是连长，天涯既然作战勇敢，应该提拔吧）

 花荣 于2008/02/18 22:33:47 回复到:

女儿今年9岁，准备送到加拿大读书去！有一个副省级的干部就跟我说过，他很羡慕我，可以开玩笑，可以帮助人，可以周游世界，可以去韩式松骨，不用给上司骂还要堆笑脸。

谢谢股市点炮手，你话有春天般的温暖，在021阵地上向你致谢，你不是也在021阵地上吧？

 （是，可以自由自在生活，不为任何人折腰，羡慕！）

 西域小郑

2008-02-18 17:56:09

那个叫天涯明月的你连个合格的士兵都算不上，非要说是什么的话，只能是个自以为是的（ ）无概念。数字你自己填吧，但0肯定不适合你。花荣前辈看到你说的话会理解，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说象你说的那些废话的人见的太多了！市场迟早会扇这样人的嘴巴的。

天涯明月

2008-02-18 20:09:18

三、   要有反向思维能力而不能有先入之见
---所以一定要有反向思维能力，不要被媒体的言论所忽悠。
四、要留有预备部队而不能全军出击。！
-----兵经云：“无留接是为孤军，无救着是云穷策。”
五、学习高手的精华而不是囫囵吞枣！
对花荣最佩服了！特别是“大题材造就大黑马”，“会买只是徒弟、会卖才是师傅，学会空仓才能当掌门”的精辟论断更佩服得五体投地，----
    六、做自己股票的专家，当占山为王的山大王！
 花荣 于2008/02/18 20:34:30 回复到:

当占山为王的山大王！

（自己的山头知道哪里有危险，别人的山头哪里有陷阱都不知道，所以还是守住自己的自留地好！偶尔去其它熟悉的山头打打猎可以，但是不能派大部队去。自己的山头始终要留人守着）

天涯明月

2008-02-22 20:36:22

报告花总:战斗英雄谷子地汇报战果:本周部队总战斗力增长10%.目前1/3部队整装待发,听候花总的进攻令.

 花荣 于2008/02/22 22:06:29 回复到:

不错，继续努力！

  （比起老花的600759连续4个涨板，那真是没什么可吹的；另外看600759打开停板后2021会不会动，因为老花赚钱了，如果2021里面有他的地下工作者，应该会去解放一批的）

 天涯明月

2008-02-23 18:39:01

喜欢看球赛建议看姚明的NBA和中国乒乓球队的比赛,愉快多了,不会象看了天下第一臭球队中国男脚比赛后心情很坏,老想发火发泄!最近姚明所在火箭队10连胜,高潮迭起;多看中国男足,老没有进球的高潮和快感,对身体非常不好,有害身心健康,容易得YW.天涯是最实事求是的,良药苦口,请参考.

 花荣 于2008/02/23 21:41:34 回复到:

看足球不发火，就能控制好炒股票的情绪和心态。

（中国足球队结果3：1胜朝鲜，对妻子说老花今天享受了3个 高潮，笑死她了，哈哈）

   天涯明月

2008-02-25 20:26:30

天涯天天高兴,因为天涯的女儿相片太逗了.幼儿园的时候我用手机照的.把她放在电脑屏幕上,天天看着她笑.今天我把她放博客上,大家看了可能也会笑吧.天涯股票涨跌都高兴,因为跌了我就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股票;涨了我的资金又增长了.最高兴的是,身体健康,生命常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高兴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另外今天最高兴的就是--居然老花今天的博客天涯第一个看了!哈哈.欢迎老花过来看看天涯小女,呵呵,女大十八变.18就是要发

 花荣 于2008/02/25 20:30:07 回复到:

涨跌都高兴是折中法的精髓。

（哦，原来我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边关云

2008-02-25 21:19:55

    花帅好,天涯明月的小龙女真的好可爱,我们什么时候有幸看看你家小公主的照片？一定也调皮可爱极了？

 花荣 于2008/02/25 21:47:36 回复到:

我过会去看看，我喜欢女孩。

边关云

2008-02-25 20:34:19

   没有什么怨的，去天涯明月的博上看他女儿的照片去。

 花荣 于2008/02/25 20:45:51 回复到:

去天涯明月的博上看他女儿的照片去。

 天涯明月：

听老花说要过来看小女,赶紧贴了2张漂亮的在相册里.

花荣 于2008/02/25 22:47:48 回复到:

看见了，跟我女儿一样漂亮，我女儿好像腼腆一些，今年有女儿的炒股会有一些优势的，今年是水运，女人如水。

天涯明月

2008-02-25 22:39:15

另外,女儿今天作业问北京市花和澳门区花是什么,大家帮帮忙.谢谢呀

 花荣 于2008/02/25 22:50:49 回复到:

北京市花是月季，澳门区花是莲花

（花总是真的喜欢女孩呀，老来得女，分外珍惜，可是要送到外国去，不是经常见不到面了？）

抢反弹的投资策略

超跌反弹行情是因为大盘调整时间过长和个股调整幅度较深而产生的反弹行情。参与反弹行情的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抢反弹的选股方向：投资者必须明确的参与超跌反弹行情是一种短线炒作行为，而不是一种长线行为。选股时要重点关注个股的短线投机价值，而非投资价值。因此，尽量不要选择具有投资价值但股性迟钝的蓝筹类个股或低价的大盘指标股，要注意选择流通盘较小、股性活跃的投机类个股。同时，要注意不能选择成交量过于稀少的冷门股，以免因为买卖不方便，导致操作失误。
　　抢反弹的的买入技巧：对于这类反弹行情，投资者不宜采用追涨，而要结合技术分析方法，运用BIAS和布林线指标的组合分析，把握个股进出时机。具体方法是：当BIAS的三条均线全部小于0时，股价也已经触及BOLL的下轨线LB，而且，布林线正处于不断收敛状态中的，这时如果出现BIAS的短期均线上穿长期均线，并且成交量逐渐放大的，投资者可以积极择机买入。
　　抢反弹的卖出技巧：参与这类反弹行情是通过一种薄利多销的形式，来不断累积利润的操作方式。因此，不能要求一次性地追求过多的利润，而是要求在不计盈利多少的情况下，加快操作节奏，做到快进快出，适时地获利了结。
　　抢反弹的注意事项：由于超跌反弹行情的买卖时机稍纵即逝，所以投资者要果断，不仅在买入时要果断，卖出时更要果断，优柔寡断是参与反弹行情的大忌，如果在抢反弹时出现失误，一定要斩钉截铁的卖出，千万不能将主动性抢反弹操作演变成被动性地中线或长线捂股。

通达信股票行情软件的使用秘籍(一般人不知道)

庄家控盘过程一般模型为
建仓——>试盘——>拉升——>震仓——>主生浪——>派发——打压
以上是一圈庄下来的一般过程

拉高建仓手法
　　这是股市庄家最懒的一种选择。拉高建仓，必然导致成本明显增高，同时，有许多短线跟风盘进入，持仓量很难很高，如果高位出货不顺利，反而会将庄家套住。

　　当然，拉高建仓也有其优点。当有重大消息出现时，短期内需要收集筹码，只有牺牲价位，赢得时间。另外，就是因为有大量短线跟风盘，利用这些跟风盘，可以打差价，达到与高持仓量相同的效果。也因为有大量跟风盘，盘子比较轻，拉高不费力，只要能够及时退出，实际获利幅度并不低。去年的５·１９行情，许多股票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由于拉高建仓的股票，庄家持仓量低，散户获利幅度大，见顶后一般都会出现跳水。

　　新股建仓手法

　　有些庄家，利用散户对该股不看好，在上市首日就吃进大量筹码，所以就省去了建仓的多数过程。做的好的，搭个平台，然后来个假突破，就大功告成；做的不好的，强行买入，越买越高。不过最终都能达到建仓的目的。

　　多数股票的建仓走势，都缺一个或数个阶段。这个并不稀奇，因为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但是，只有依循这个建仓流程，才能达到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持仓量。

吸引卖盘大家最熟知的手法是“震仓”。股票一跌就有人说是“震仓”，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股票，庄家连续买了数年，股价涨了数倍，就是买不完。

　　吸引卖盘，第一靠时间，第二靠消息，第三靠手法。当然，价位是不算在内的，只要肯出好价钱，别人一定卖给你。高价建仓的是大的股市庄家。

　　第一靠时间？听起来有些奇怪，其实并不是说庄家要非常有耐心地做，这涉及筹码流动理论。一个人买了股票刚刚套牢的时候，总是很难接受现实，更难割肉卖出，所以“震”也是白震。而时间一长，心理上的痛苦逐渐减弱，对于股价也逐渐接受，最后只要有一点很小的原因，就会卖出股票。这就是时间的威力。而另方面，多数人只要获利，很快就会卖出。所以想做股票，第一件事就是要让股票在低位停留足够长的时间，高位的筹码自然就掉下来了。不管是谁接去的，只要给点小利润，自然就卖出来了。所谓“等”，其实是找，全盘一看，有符合条件的股票，即筹码分布良好的，就可以入庄了。

　　第二靠消息，大家深有体会。１９９９年末，弄个要入世，害得高科技股票猛跌，然后庄家在低位悄然进场。除了这类利空，最主要的还是业绩，出个亏损或不好的报表，突然跌个停板，会有许多人卖出。而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持股者心态都很坏，只要稍加震仓，就会卖出。靠消息分两种，一种是借题发挥，另一种是靠制造消息。后一种越来越盛行，而且多反应在业绩上，就像足球，都能造出“欲擒故纵”的水平来。

　　第三靠手法，大家看重的多是中期走势。手法分中期形态、日ｋ线组合和盘中运作。中期上，要制造下跌假突破，要在合理的位置进行横盘“震仓”，要注意推高的时机。日ｋ线组合上，要注意形态的多样性，振幅要适度，还要经常制造空头陷阱。盘中运作，不能给人以强势的印象，也不能一味横盘，要制造振幅，促进成交。有一些小的技巧，如大卖单压盘、突然砸盘、尾市砸盘等。

　　为什么要推高建仓

　　当完成底部建仓之后，庄家看到卖盘已经很少，或者由于大盘、业绩等外围因素，不允许股价继续维持在低位，便开始推高股价。

　　
股价的推高，其启动时间、结束时间、结束价位、中途走势，庄家事先都已经详细计算过，所以其走势不会随波逐流，有其固定的趋势和特点。由于此阶段庄家信心最足，加上大部分底部筹码已经沉淀，抛压轻，此阶段几乎没有中途夭折的。虽然涨幅有限，但赚这一阶段的钱还是满划算的。

　　这个阶段的走势以上升通道为最多见，很少有筑平台的。上升的速度和该股的历史走势关系很密切，当然也依据庄家的推高时间。不过，速度一旦确定，就不会有太大变化，这和拉高阶段有明显的区别。

但其中边拉还是得边洗盘的
很多人经常发生这种情况，持有一只本来可以赚大钱的股票，却因走势太可怕而斩仓离场，然而刚刚斩仓，股价却飞一样涨起来，似乎就差我们手中这一股，你不抛他就不涨。这种痛苦的过程相信不少人都经历过，而且大都不只一次。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就算庄家吸饱了筹码也不可能一味地盲目拉高股价，股价无回档地大幅上升会使得短线客无惊无险得大赚庄家的钱，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成立的，也是投下了巨资的庄家无法容忍的，于是就有了洗盘的产生。

　　那么洗盘的目的是什么呢？

　　洗盘的主要目的在于垫高其他投资者的平均持股成本，把跟风客赶下马去，以减少进一步拉升股价的压力。同时，在实际的高抛低吸中，庄家也可兼收一段差价，以弥补其在拉升阶段将付出的较高成本。

　　庄家洗盘常用手法及盘口特征：

　　既然洗盘是为了吓出信心不足的散户筹码，庄家必然会制造出疲弱的盘面假象，甚至凶狠的跳水式打压，让人产生一切都完了的错觉，才会在惊恐中抛出手中持股。有意思的是在关键的技术位，庄家往往会护盘，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庄家要让另一批看好后市的人持股，以达到垫高平均持股成本的目的。

　　操盘手较常采用的洗盘手法有两种：

　　①打压洗盘。先行拉高之后实施反手打压，但一般在低位停留的时间（或天数）不会太长。

　　②边拉边洗。在拉高过程中伴随着回档，将不坚定者震出。

　　③大幅回落。一般发生在大势调整时，机构会顺势而为，借机低吸廉价筹码。投机股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或盘中机构已获利颇丰。

　　④横盘筑平台。在拉升过程中突然停止做多，使缺乏耐心者出局，一般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⑤上下震荡。此手法较为常见，即维系一个波动区间，并让投资者摸不清庄家的炒作节奏。

　　洗盘阶段K线图所显示的几点特征：

　　1、大幅震荡，阴线阳线夹杂排列，市势不定；

　　2、成交量较无规则，但有递减趋势；

　　3、常常出现带上下影线的十字星；

　　4、股价一般维持在庄家持股成本的区域之上。若投资者无法判断，可关注10日均线，非短线客则可关注30日均线；

　　5、按K线组合的理论分析，洗盘过程即整理过程，所以图形上也都大体显示为三角形整理，旗形整理和矩形整理等形态。(华泰证券研究)
　　
成交量上，一般是较温和，基本持平，即使有放大，也不是很明显。

　　分时走势上，成交不是很活跃。很少有急速的拉升，连续推高也很少。早盘拉高可以出现，但之后多是横盘，没有震荡。下跌则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注意的是，刨除庄家的对敲盘，下跌时成交量非常小。

　　举一个例子，０８０１，四川湖山，１９９９年７月到１１月，一直沿一个缓慢的上升通道运行，没有连续的拉升，还不时有砸盘，交量逐渐减小。突破历史新高后，利用除权的契机，突然进入拉升阶段。

　　有些庄家性子急，不喜欢推高建仓，就采用一次性连续拉升，将股价推到目标位，然后再横盘建仓。这样做成本要高一些，但是建仓时间可以缩短。有这种形态的股票，易于推断启动时间，而且涨幅往往很大。

　　推高建仓最主要是与拉高区分。多数推高建仓的上升速度都非常慢，而且走势呈带状，多数人都反映难挣钱；而拉高速度再慢，每周也要在５％以上，而且是连续上涨。单纯为了将股价推到目标建仓位的，其走势与拉高没有什么区别。区别拉高与推高建仓，更重要的是股价所处的位置。如果是处于历史高位，且是经过长期横盘之后，那必是拉高无疑。如果是处于低位的，注意看底部的大小。如果底部非常大的，可能庄家就不洗盘了，直接拉升。如果相对大一些，庄家持仓量很大，小幅拉升不能满足他的胃口，必然要推高继续建仓。如果底部很小，而开始加速上行，那多半是拉高，在前期平台处要提防出货。另外，推高的日ｋ线图上是不做头部的，而一些弱庄的拉高，需要靠打差价来完成，上升途中需要做出多个小的头与底。

　　高位平台只在想完全控盘的强庄股上出现。

　　因为散户的卖出是与时间相关的。短期之内，不管有多大的涨幅、多大的震荡，总会有很多人，由于主观上或是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不卖出。如果就是想达到超高仓位，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利用时间的作用，耐心地吸纳。建仓的几种特殊形式一、高位平台

　　高位平台一般出现在近３年的最高位密集区附近。依庄家习惯，可能略高于或低于该位置。横盘的时间一般都非常长，在３个月以上，否则没法达到横盘的目的。整体成交量比较低，盘中成交稀疏，有时日成交量仅数万股。有些庄家不喜欢操盘，就让股票随波逐流，到他预定的低点附近，就拉一把。有些股市庄家希望靠盘中走势多吃一些筹码，偶尔会放巨量，出现大的阴线。实际上，时间是主要决定因素，过多的震荡反而会吸引短线买盘。

　　高位平台的初期，与头部非常相似，所以初期庄家往往会砸出一个低点。以后的横盘多在此点以上。对于这种情况的分析，主要是看庄家已经持有的仓位，和头部的成交量。如果相差很多，则有可能将横盘。

　　横盘的价位也很重要。如果高出前期高点太多，就应该是出货，低的太多也一样。

　　高位平台需要和出货平台、中继平台相区别。和出货平台的区分，主要是看盘中走势，因为日ｋ线上，往往会出现假突破。中继平台，有时也是建仓，因为是该股已创新高，它的突破力量与高位平台无法比拟。

在实战中，经常发现同时有好几只股票出现同样的底部形态，但有的股票涨得非常好，而有的股票却涨得非常慢，这和该股中是否有实力庄家操作有极其重要的关系。该股是否有庄，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成交明细表，就可以发现很多庄家迹象。

    所谓庄家即有较强的资金实力，有些是机构券商、有些是超级大户，由于他们的资金量大，因此进出量必然大。他们很少会像散户那样一笔单子只买10手、8手，因此，他们一旦进场成交的手笔都会很大，少则300手，多则上千手，这样便为我们发现庄家动向提供了机会。尽管庄家在进场时会时时刻刻隐瞒他们的进场动向，但是大笔成交常会暴露他们的身份，这也是中小投资者发现庄家的有效方法。

　　观察成交明细表投资者应注意以下几点：

　　1、成交笔数的大小和该股的价位有关，如20元左右的高价股，400手可算为大手笔(渐飞股票伴侣大单定义: 每笔成交金额大于100万元人民币 或 每笔成交量大于500手并且成交金额大于70万人民币)；如5元左右的低价股，800手可能仅是一个中户所为。

　　2、连续性的大手笔成交才是庄家所为，常表现为股价的稳步上升和大手笔的连续出现。

　　3、在一段时间内大手笔成交出现的密度非常密集，如在一分钟之内出现好几笔大手笔成交，必是庄家所为。说明庄家急于拉升和出货，如一天之内仅有几笔大手笔，说明庄家并不急于有所动作。

　　4、当某只股票有非常好的底部形态时，如发现成交笔数在逐步增大，股价在小幅上涨，此时往往是较好的进场机会。尤其是在卖一压有大笔卖单，但是被数笔较大买单在极短的时间内吃掉，投资者应在大手笔快被吃完时进场抢单。

　　5、当股价已经过较长时间的连续上升，在买一位置有大笔托单，一旦有数笔主动性大抛单卖出，将可能是庄家急于出货，应填低价位迅速卖出股票，抢在庄家前面。

　　6、大手笔成交与流通股本的大小有非常明显的相关性，流通股本大的股票成交手笔也较大，流通股本较少的股票成交手笔也相应的小。

　　7、在股票连续的下跌途中，成交笔数往往较小，说明此时是散户行为，庄家还未入场，投资者可以持币观望。